美学要坚持辩证思维

纵观20世纪中国美学，它有两次大的转型，一次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，由古典和谐美学向近代对立的崇高美学飞跃；一次是由20世纪中叶开始的，由近代的崇高美学向新的现代辩证和谐美学的发展，这个时期还要经历很长时间。百年来美学上这两次大的发展，除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因素外，最主要的就是因为有了新的观念、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研究方法，这是导致美学创造性发展的主体上的根本契机。

王国维是中国古典美学的终结者和近代美学的开创者。他第一个提出了对立的崇高观念和深刻的悲剧理论，成为由古代美学向近代美学转型的代表人物。他所以能冲破古典的和谐圈，开创崇高、悲剧的新世纪，首先得力于他突破了我国直觉的素朴的辩证思维，掌握和运用了分析的、思辨的、对立的近代形而上学的新思维方式。正如他在《论近年之学术界》一文中所说：“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，科学的也，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”，“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”，“而于理论方面则以具体的为满足，至于分类之事，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治不欲穷究之也”，“故我国有辩论而无名学，有文学而无文法，足以见抽象与分类二者皆我国人之所不长”。他在《论新学语之输入》中又指出：“十年以前西洋学术之输入，限于形而下学之方面”，“数年以来形而上之学渐入于中国”。首先起来介绍和运用此观点的就是王国维自己。正是在这一对立的新思维的基础上，出现了鲁迅、茅盾等人的现实主义和郭沫若、宗白华的浪漫主义。

李大钊明确地提出了“调和”的美，并第一次触及了辩证调和的美，他说：“余爱两存之调和，余故排除自毁之调和。余爱竟立之调和，余否认牺牲之调和。”［《李大钊文集》（上）第550页］“自毁”、“牺牲”之调和，是近代崇高之悲剧，而“竞立”、“两存”之调和，则是在近代对立之后新的调和。李大钊之所以取得这一理论上的重大跃进，首先归功于他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；是高瞻远瞩的辩证思维，使他超越了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。1916年的《春》，1919年的《今》、《布尔雪维克主义的胜利》，已显示他初步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，而1919年写的《我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》，更是自觉的理论表述。正是在这一辩证思维模式的基础上，产生了毛泽东、邓小平、江泽民的美学思想，逐步成为中国近现代美学的指导思想。

辩证思维是开放的，发展的，现代自然科学方法特别是系统论、关系实在论，进一步丰富了辩证思维。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而崛起的和谐美学，正因为突出了关系思维和系统思维，才能在辩证思维的新层面上，吸取了主观论、客观论、主客观统一论、社会性和客观性统一论的优长，而突破其不足与局限，发展成为独树一帜的新的美学理论体系，并在国内外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。